江南体育官方网站全球有4000万女性买不起卫生巾破布条、脏袜子也成了替代品……五金2020年8月，一名中国网友上传的21.99元100片的散装卫生巾照片，意外在网上引起热议。风向从一开始的“这样的三无卫生巾不安全”，转到“一杯奶茶钱就能买到一个月份量的卫生巾，为何会有人买不起？”

　　最终，点赞超过1000的评论“生活难”、“我有难处”，一下子平复了广大群众的嘲讽。据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爱小丫基金的数据，我国约有400万12-16岁面临生理期的女孩，无法承担符合质量检测的卫生巾。

　　这种消费不起经期用品的窘迫，在国际上有一个专用名词——“月经贫困”，而将这个话题带上国际讨论的第一人便是梅丽莎·伯顿。

　　2013年，梅丽莎带着学生到联合国参观，她们第一次了解到全球约有4000万女性消费不起卫生用品，其中以印度的情况最为严重。

　　在印度大多数村落，人们判定月经是一种“只有女人会得”的疾病，而这种疾病会产生肮脏的血液，所以来了例假的女人不可以进寺庙。

　　印度全国超过50%的女性没有条件使用卫生用品。商店里卫生巾一包卖几美金，跟当地人的收入相比，可说是一件奢侈品。而且月经羞耻也很严重，如果女孩走进一家商店要买卫生巾，店主会迅速用两层纸牢牢包住它，再套上一个袋子，仿佛卫生巾是洪水猛兽。

　　因此，当地女性经常使用布条、袜子，甚至树叶、泥土去充当经期用品，再加上印度当地的厕所困境（家中没有独立厕所），她们得在大半夜前往郊外更换。而当地的男性会偷看或在白天把妇女们遗弃的卫生用品翻出来。

　　而且很多家庭会把“女孩来月经”作为是否让她辍学的标准，因为当女孩来月经，就说明她具备了生育能力，可以嫁人了，哪怕这个孩子只有12、13岁。

　　1998年，新婚的萨姆发现妻子因为来了月经，在使用一块他碰都不愿意碰的破布。他便跑去商店，买了一包价格昂贵的卫生巾送给妻子，没想到妻子不仅拒绝了这份礼物，还羞愧万分。

　　为了给妻子提供一生够用的卫生巾，萨姆开始发明廉价卫生巾制作机。经历数次失败后，他终于制造出成本仅有5万多美金的卫生巾制造机（传统卫生巾工厂的机器价格在几百万美金不等）。

　　此后，他以成本价出售每台机器，希望当地妇女可以通过这台机器，实施自给自足的卫生巾微型经济，让实惠的卫生巾逐渐流入当地市场。萨姆也因此被人称为“护垫侠”。

　　“我的学生说，既然我们身处洛杉矶这个电影之城，为什么不把这些记录下来呢？”梅丽莎跟我们说起拍摄的初衷。很快她们通过众筹，以55000美金购买了一台机器，捐给印度德里附近的哈普尔市，纪录片的拍摄也随之开启。

　　《月事》拿下2019年的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奖，它记录下当地女性如何依靠这台卫生巾机器实现月经独立，同时成功创业。

　　Suman是这群女人的，从来没在工厂上过班，却颇为了解人性，很快就给工厂制定了一套规矩，条条针对工友们的懒散习惯：工作时间严格规定，朝九晚五。工作时间内妇女们需要佩戴口罩，不准和外人闲聊。

　　她会跟着公益组织去村里兜售卫生巾，向村里的妇女展示她们的自制卫生巾性能上更吸水，价格也比市场价每包便宜了1美金，很快她们的卫生巾就售空了。

　　Sneba现在是一名捍卫印度“月经自由”的发言人，虽然没有成为，但还是去了她梦想的德里，参加女性卫生会议，为当地女性向卫生官员发声。

　　刚开始，他们竭力反对妻女去工厂上班，认为她们“神神秘秘”，肯定是在做不轨之事，甚至在。有个醉汉想趁着某一月黑风高夜，闯进工厂把机器拆了。

　　6个月后，村里人对“月经”逐渐见怪不怪了，就连之前想要拆掉工厂的醉汉都亲手制作了一条卫生巾。

　　“我们赢得奥斯卡奖后，一瞬间很多媒体都在报道月经的话题，很多人说‘月经的春天’来了，”梅丽莎说，“这是多么可笑啊，因为月经从人类诞生起就一直存在。”

　　梅丽莎的团队伙伴索列尔·科恩说：“我们拍摄纪录片，不仅想展现如何通过一台机器帮助妇女用上卫生巾江南体育，更想帮助观众了解到在全世界，甚至在美国，很多女性是无法承担卫生巾的费用的。”

　　今年因为美国的新冠疫情，很多学校关闭，许多高中生无法通过学校获得日常所需的卫生棉，月事行动正在给这些学生传递卫生用品。

　　国际上，月事行动继续在印度不同的村庄和地点放置机器，在阿富汗喀布尔的一家妇女医院放置一台半自动机器，在危地马拉启动了一个可清洗的卫生巾的项目。

　　现在，月事行动团队共有95名来自世界各地、年龄在12岁到55岁的志愿者。他们接下来的计划，是在更广的范围终结月经贫困。

　　在中国提起卫生巾，很多人会想到第一个提出湖北及援鄂女性医护人员缺乏卫生用品的“姐妹战疫安心行动”发起人梁钰。她发动周围的力量、争取社会的支持，在疫情期间给湖北医护募捐了100多万份生理期用品江南体育，覆盖了约85000名医护。

　　“当时我是因为同理心才想到了女性医护的窘迫，自己先出资几万块钱去捐安心裤。后来省医疗队也发消息给我们，’女医护们血和尿都混在一起，特别痛苦’，我才了解到这个需求是如此庞大，才开始做公开募捐。”梁钰说。

　　梁钰有一份本职工作，跟公益不相关，但因为疫情卫生巾“红”了，现在全国各地有什么卫生用品短缺，都会给她发私信。在抗疫告一段落的这段时间里，梁钰还是很忙，因为她又发起了一项新计划“月经安心行动”。

　　“我是很心疼的，很多地区会有老师来联系说有卫生巾短缺，抗疫是阶段性的，给地区学校捐助卫生巾注定是长期的。”梁钰说。

　　今年9月开始，梁钰团队每个月去一个定点的山区学校，进行捐助卫生用品行动，并且给孩子们上生理卫生课。

　　第一站是湖北，每个符合捐助标准的小女孩每月可以得到2包245mm日棉，1包290mm日棉，一包420mm夜棉还有一包护垫，总价值22.05元。

　　我们询问梁钰怎么看待在网上热议的三无卫生巾，她说：相比印度一半的女性用不起卫生巾，中国目前的月经贫困主要围绕三无卫生巾。

　　女性公益机构“橙雨伞”曾给100片21.99元的卫生巾做了一个测评，发现它的材料不是无纺布，不能完全吸水，透气也不好。更糟糕的是，使用这款卫生巾较长时间后，它会释放出粉尘，令人担心它对的危害。

　　相关数据显示我国有6亿人口月收入不足1000元，平均下来每天只有33元，要包含一家的吃穿用度。而即使是梁钰谈下来的最优价格，一天只换3片卫生巾（专家建议：更换卫生巾频率在3小时一次最佳，防止细菌感染），一位女孩一个月至少需要22元才能购买符合要求的卫生巾。

　　在进行定点捐助的时候，梁钰发现自己的公益团队无力帮助那些不是“建档户”（国家定义为“贫困家庭”，精准扶贫的对象）的孩子。

　　据梁钰了解，中国的部分地区仍然网络不通无法网购，存在卫生用品不足的情况。“很多人可能以为，打工的父亲一次把一年的卫生用品量扛回去给孩子不就行了吗？”

　　“而实际中，能主动想起给女孩买卫生巾的父亲，少之又少。”梁钰说，“农村中还有部分重男轻女的家庭，男孩养得很好，另一边，家里的女孩却买不起卫生巾。小女孩是很敏感的，她知道如果自己多问家里要一分钱，她继续上学的阻力就会多一分。”

　　现在，梁钰团队捐助的卫生巾是国产品牌，“都是我们自己先试用的，我想说在卫生用品这件事上，大家都是公平的，我们不想用的卫生巾，也不会给孩子用。”

　　此外，女性卫生用品中，除了卫生巾，还有个选项：卫生棉条。“不闷热、不侧漏、不黏糊、内置无痕，还可以进行运动。”许多使用过卫生棉条的女生，给予了这样的评价。

　　而根据《经济学人》数据，中国女性对于卫生棉条的使用率只有2%，在美国是70%。低使用率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对于往里塞东西的抵触心理。

　　对卫生棉条，梁钰认为，目前高端产品的价格还是太贵（卫生棉条市场均价3-4元/根，卫生巾市场均价约1元/每张），不具有被捐赠的可能性。

　　“我认为最有效的方式是政府出面，将卫生用品像一样，免费发放，当然目前来看，这个方法实行起来是有困难的。”

　　梁钰的“月经安心行动”团队目前有50人，计划每月前往一个地区进行捐献，同时在当地学校讲解生理卫生课程。今年的助力地区，确定有湖北（麻城江南体育、安陆、黄冈）、贵州（从江县）、青海（玉树州），河南（信阳），有些地区是老师写信希望她们去，有些则是志愿者主动联系。

　　9月，梁钰团队给湖北一个学校上生理卫生课，课上有个环节是向孩子们提问最喜欢自己身体的什么部位？梁钰回忆说，“有一个特别害羞的女孩举了手，说‘我喜欢自己的全部’，这实在让我们太惊喜了。”

　　支援团队回家了，收到了一个小女孩的留言：姐姐，你长得真漂亮，你教给我的知识，我非常乐意传递给别的女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