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体育官网周恩来每月都给一独居妇女50元工作人员疑惑总理：她是我弟媳五金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各行各业百废待兴，国家刚走出连年的战乱，为了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秩序，更是勒紧了裤腰带挤出钱来用，在这种情况下，中南海开始实行工资制度。

　　当时周恩来的工资有400元，每月刚发工资，周恩来总是会拿出50元交给一独居妇女。这些工资看似很多，其实总理一家人都不够用，怎么月月还要拿给一个不知名的妇女，工作人员感到很疑惑。

　　此话一出，瞬间震惊了众人，周总理什么时候多了个弟媳？两人之间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总理月月都要给她50元呢？这一切还得从最初的周家三兄弟说起！

　　但是，大家族根深蒂固的宗法制度并不会随着家族兴衰而消亡，周恩来出生没多久，周家的长辈考虑到周恩来的叔叔没有儿子，就将周恩来过继到了叔叔家。

　　周恩来成了别人的儿子，母亲万氏又想方设法怀上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就是周恩来的二弟周恩溥，兄弟俩相差还不到1岁。

　　也许是出于对周恩来的愧疚，父母对周恩溥格外重视，孩子一出生就送到庙里，做了一个非常传统的祈祷仪式，保佑周恩溥健健康康长大，因此，周恩溥也成了一个“挂名和尚”，家族里的孩子便纷纷称呼他为“和尚”。

　　亲哥哥周恩来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方向，一股脑扎进了事业中，但是周恩溥并没有哥哥的雄心壮志，左思右想，最终选择跟着伯父前往东北谋差事，赚点钱养家糊口。

　　当年的哈尔滨，被称为“东方莫斯科”江南体育，中西结合的建筑之间，挤满了白俄商人、日本商人和大批犹太富商。

　　眼看东北一年比一年红火，关内的穷苦百姓纷纷拖家带口，离开了祖宅，前往东北谋生，一时间，全国都掀起了一股“闯关东”的新风潮。

　　聪明外向的周恩溥很快就在东北站稳了脚跟，本以为他会这样平淡度过一生，没想到的浪潮很快就席卷到了他的身上！

　　1927年的八七会议上，党代表们认为应该尽快召开六大，但是当时国内的环境十分险恶，根本没有合适的地方召开会议。

　　去莫斯科开党代会是安全的，蒋介石胳膊再长也不敢伸到苏联去，但是怎么去莫斯科，又成了眼下急需解决的大难题。

　　当时有两条路，一条是走海路，从上海港出发在苏联海参崴登陆，一条是走陆路，从哈尔滨出发，取道东北进入苏联境内。

　　即将召开“六大”的消息很快就被蒋介石知道了，老蒋当即下令要求各地的机构和特务枢纽，动用一切社会资源打探六大的相关情报，想尽一切办法做好截杀准备。

　　提到东北，周恩来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弟弟周恩溥，当时周恩溥已经在东北成家，妻子名叫王兰芳，两人一见钟情，闪电结婚。

　　周恩来希望弟弟可以动用当地的社会资源帮助自己，对于自己这个闹的哥哥，周恩溥一向十分敬佩，也为哥哥感到自豪，得知周恩来肩负重要任务，周恩溥二话不说，冒着生命危险掩护周恩来一行人进入苏联境内。

　　分别之际，弟媳王兰芳一把拉住了周恩来的胳膊，恳求道：“大哥，我也想参加，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为了筹集足够的侵华经费，肆意在东北搜刮抢掠，周恩溥的生活也受到了巨大影响，变得窘迫起来。

　　虽然周恩溥知道哥哥在党队伍中当领导，但还是不愿意张口问哥哥要钱，因为他知道哥哥领导的是穷人的队伍，根本没有多余的钱资助自己。

　　为了生活，周恩来离开东北来到山东，可当时的山东也有许多地方被日军占领，其余地方盘踞着残兵败将，只有沂蒙山区有八路军的抗日根据地，三方力量犬牙交错，十分复杂江南体育。

　　周恩溥想也没想就加入了山东的抗日队伍，可参加没多久就被敌人知道了身份，在一次活动中，周恩溥落入了派的魔爪之中。

　　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周恩溥没有透露半个字，敌人逼问他周恩来的下落，周恩溥愣是咬紧牙关，没有说出半分关于哥哥的消息。

　　在敌人的几番折腾下，一向养尊处优的周恩溥承受不住了，竟被敌人活活折磨死，牺牲时年仅46岁，家中只留下妻子王兰芳和幼子周荣庆相依为命。

　　得知弟弟牺牲，周恩来心痛得说不出话，小时候兄弟俩就因为种种原因不常见面，没想到长大后弟弟又早早离开了自己，还是为了掩护自己而牺牲。

　　深夜，一向冷静乐观的周恩来，一个人躺在床上默默流泪，身旁的战友正在熟睡，周恩来连哭泣都不敢出声，在心中默默回想着与弟弟的点点滴滴。

　　周恩溥去世后，妻子王兰芳扛起了丈夫的那把枪，参加了东北游击队，为穷人翻身、民族解放长期奋战在战争一线。

　　东北抗联之艰苦，丝毫不亚于红军长征，年年都有许多战士被东北的低温冻伤、冻死，王兰芳所在的游击队，曾经被日本疯狂围剿过，队伍伤亡十分惨重，只剩下寥寥数人活着看到了的胜利！

　　1950年，王兰芳带着独子周荣庆来到了北京生活，因为在战争中受过伤，王兰芳每个月都可以领取国家补贴。

　　彼时新中国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都需要大笔资金重建，国家也是勒紧了裤腰带四处填补，周恩来感念政府困难，主动找到了弟媳王兰芳，说道：“你以后不要拿国家补贴了。”

　　听到这话，王兰芳有些犹豫了，周荣庆还没有结婚，如果放弃国家补贴，势必会减少一大笔收入，到时候哪来的钱给儿子娶媳妇呢？

　　周恩来时刻告诫王兰芳等人行事要低调，所以当时很多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人都不知道王兰芳的存在，只知道周恩来每月都会给一独居妇女打钱，大家都感到有些疑惑，好奇这名妇女到底是什么身份？

　　一听这话，大家都震惊了，没想到弟弟周恩溥去世这么多年，周总理还和弟媳一家保持联系，还长期资助弟媳一家的生活。

　　王兰芳也对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解释道：“周总理是一个舍得为亲人，为国家付出的人，他对我们娘俩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当时周恩来一个月有400元工资，全部由邓颖超保管，夫妻俩生活非常节俭，但是钱依旧有些不够花，除了吃穿住行的固定开销外，经常还有一些亲友，应酬这些人也需要不少钱。

　　但不论夫妻俩如何困难，都不会断了王兰芳每月50元的生活费，这是周恩来对弟媳的承诺，也是对弟弟一家人的关怀和照顾！

　　随着年龄的增长，王兰芳的身体越来越差，经常需要去北京看病，每次她都会瞒着周恩来悄悄来，但每次都还是会被消息灵通的周恩来知道，总理二话不说就替王兰芳结清了所有的医药费。

　　1957年，国家积极鼓励机关干部下基层锻炼，刚从部队转业回来的周荣庆收到了叔叔周恩来寄来的信，总理在信中写道：“布衣暖，菜根香，读书滋味长。”

　　周荣庆马上就明白了，这是叔叔在鼓励自己去基层锻炼呢，周荣庆二话不说就投身于“大炼钢”运动的浪潮之中，成为了焦作市九里山钢铁厂的一名工人。

　　在厂里工作的时候，周荣庆从未泄露过半份关于自己身份的信息，就连和他一个房间住的室友都不知道周荣庆背后的身份。

　　在“三八”炼钢炉组，周荣庆邂逅了自己的爱情，姑娘名叫晋菊清，扎着两条长长的辫子，大大的眼睛泛着水光，叫人一看心里就酥了。

　　什么？那个整天追在自己后面的“傻小子”竟然是周总理的侄子，晋菊清怎么也不敢相信，也没办法把这两人放在一起，周总理是多么伟大厉害的人啊！

　　下班后，晋菊清头也不回地跑出了车间，一把拽住了周荣庆的衣服，问道：“你是周总理的侄子？你怎么不告诉我！”

　　听到这话，周荣庆不好意思地摸摸头，说道：“我大伯是我大伯，我是我，大伯不让我说，我就不说。”

　　见晋菊清这样说，周荣庆四处张望了一下，发现没人在，一把拉住了心上人的手，神情认真地对她说道：“我是周总理的亲戚不假，但我也是普通人，你不要有这些顾虑嘛！”

　　“菊清，咱们在一起这些日子，你看我和普通人有什么区别吗？我还是我，不会因为我大伯而改变！”周荣庆诚恳地说道。

　　晋菊清勉为其难地点点头，回到家里将周荣庆的真实情况告诉了父母，能和周总理攀上亲家，家中的父母都高兴极了，连忙找到王兰芳将两个孩子的婚事定了下来。

　　婚期一定，王兰芳就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得知侄子将要结婚，周恩来和邓颖超连忙去采购了一床毛巾被、一套鸳鸯枕头和一条毛毯作为新婚礼物。

　　婚后没多久，周荣庆就因为在单位表现优秀被调到了焦作市供电局，晋菊清也进入了焦作布鞋厂工作，夫妻二人都是平凡的工人，过着简简单单的小日子。

　　看到这一切，周恩来很满意，他不希望自己的家人过分张扬，只希望低调谦虚，像普通人一样过日子就很好了。

　　1968年5月的一天，王兰芳在儿媳妇晋菊清的陪同下来到北京看望周恩来夫妇，百忙之中的周恩来特意抽空回家和弟媳吃午饭。

　　一进门，周恩来就看到三个可爱的孩子朝自己扑了过来，没想到这么久不见，周荣庆的三个孩子都长这么大了。

　　周恩来一手抱着一个孩子，走进了屋内，看到邓颖超正在和王兰芳谈话，便走上前去主动问道：“兰芳，一路辛苦了，最近身体好吗？”

　　王兰芳看到孩子们全挂在周总理身上，连忙站起身接了过来，客气回答：“有菊清照顾我，我身体挺好的！”

　　不一会儿，邓颖超就招呼工作人员将饭菜端了上来，都是一些家常菜，虽然简单，但是十分温馨，周恩来连忙招呼王兰芳等人入座，三个孩子时刻围在周总理身边，最小的那个更是一直拉着周恩来的手不肯放开。

　　“老大正好赶上您到印度访问，荣庆就给他取名为周中印，老二是女儿，出生时婆婆梦到了，就叫周小莉，老三出生时又赶上您访问越南江南体育，就叫周中越。”

　　能被周总理赐名，还是寓意这么好的名字，晋菊清和王兰芳高兴地连连点头，表示回去就给孩子改名字。

　　吃完午饭，周总理将自己珍藏的一块手表送给了晋菊清，邓颖超还将自己舍不得穿的衣服和鞋子送给了晋菊清。

　　临别之际，总理郑重嘱咐道：“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和我的关系，都不许扛总理亲属的牌子，更不要炫耀自己，以谋私利！不靠关系，自己奋起！”

　　因此，当时在周恩来子侄辈的登记表中，没有一人的工作和周恩来扯得上关系，孩子们都靠自己的努力，在各自的领域取得了优秀的成绩。

　　身为周总理的家人，不仅仅是一种荣誉，更是一种义务和责任，周总理一直鼓励后辈主动去农村的新天地大展身手，在更艰苦的环境中磨练自我，在实践劳动中提高自我。

　　有一年春节，周恩来邀请周荣庆、晋菊清等后辈来家中吃饭，饭桌上只有三个菜，两个素菜和一个炒肉丝，随后又端上了四个窝窝头。

　　后辈们互相看了一眼，主动伸手去拿窝窝头，邓颖超却拦住了他们的手，说道：“这是我和你周伯伯的，你们是客人，吃米饭吧！”

　　听到这话，后辈们内心都深受震撼，没想到总理一日三餐还要吃窝窝头，自己又何德何能顿顿米饭面条呢？

　　周家后人代代延续朴素、内敛的家风，王兰芳、周荣庆一家人在焦作生活了大半辈子，当地政府一点都不知情。

　　后来王兰芳病重，周恩来才给当地政府打了个电话，工作人员找了好久才在一个小巷里找到了周荣庆一家人，没想到祖孙三代七八口人就挤在一个十几平的小房子里，条件比一般人还要艰苦，他们却从未向当地政府张过口。

　　1976年，周总理因病去世，周荣庆和晋菊清夫妇知道后万分悲痛，但是没能去送大伯最后一程，这也成了夫妻俩心中最大的遗憾。

　　1992年，邓颖超也去世了，因为没有子女，邓颖超的后事都交给了周家后辈，晋菊清主动请缨，操办邓颖超的后事。

　　这个时候，晋菊清的长子周志勇也已经成家立业，操办完邓颖超的身后事，周志勇想要将母亲接到自己家里居住，晋菊清谨记当年总理的嘱托，婉拒了儿子的要求，高龄之年依旧找了一份工作，为这个社会贡献了自己的最后一份力量。

　　当年被周总理亲自赐名的“周志勇、周志红、周志军”三兄妹也纷纷找到了工作，兄妹三人依旧延续了周总理定下的朴素内敛的家风，从未在公开场合炫耀过自己的身份。

　　时至今日，周家后人依旧低调生活在焦作，有的经营小本生意，成了小老板，有的成了一名光荣的工人，虽然没过上大富大贵的生活，但平平淡淡的生活一样很幸福。

　　周总理虽然去世多年，但他给周家子孙留下的宝贵家风却永远传承了下来，谦虚、内敛、诚实、肯干成了每一代周家人的座右铭。

　　身为周总理的后代，不仅仅是一种荣誉，更是一份职责和义务，时刻鞭策周家子孙，时刻自检，不要辜负前人的期望和嘱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