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夸张地说，18世纪的英国社会浓缩在《约翰生传》（上海译文出版社，2023年，下引此书只标页码）里。蒲隆先生的中文全译本准确、流畅，大量注释更是必不可少。本文借约翰生“语录”来管窥英国第一位首相，并揣测约翰生观念变化的缘由。
约翰生有言，“沃尔浦尔和佩勒姆之流治下的纯粹的党派分野，不比股票经纪人的和异的宗教强”。（97页）足见他痛恨这两位首相“借助议会进行统治”。不过，约翰生本人也由衷地承认沃尔浦尔的优点，并称他为“一颗恒星”，把沃尔浦尔的政敌皮特说成是“一颗流星”。（94页）沃尔浦尔管理下院，卓有成效，且任期极长，为未来的领袖（如诺斯勋爵和小皮特等）树立了先例。
所谓“股票经纪人的”，是强调当时的毫无原则。当下英美学者认为，沃尔浦尔自有一套“方针”：即为了确保国家利益，须致力于国际和平、国内团结、经济繁荣和商业扩张。他的首要目标，是建立一个稳定的政府，故不遗余力地捍卫光荣和汉诺威继承的遗产。他主张宗教宽容，始终捍卫新教不从国教者的权利。拔举人才时，他可能过度看重忠诚，但这并非出于个人利益，而是为了党派、王朝和国家的福祉。
约翰生另有一则妙论，“沃尔浦尔是个国王交给百姓的首相；皮特则是个百姓交给国王的首相”。（566页）两位乔治王可以任命沃尔浦尔，也能罢免之。幸运的是，汉诺威王室的外籍顾问渐渐失去实权。国王不喜欢这位大臣，但尊重他的能力，仰赖他的策略，对他充满信心。乔治一世默许辉格独揽朝政，其程度远迈威廉三世和安妮女王。当然，这位国王从未放弃独立，关乎外交和军事问题，尤其如此。乔治二世比其父更勤勉，雄心勃勃地扩大王室的影响。在外交政策上，他通常是随心所欲。一如其父，他也小心翼翼地维护属于自己的军事委任权。乔治二世绝不是容易驾驭的君主，精明，脾气暴，猜忌那些干涉王权的大臣。由是观之，沃尔浦尔作为朝臣的才能，不容小觑。
18世纪的首相只有同时把控王室与议会，方能高效且稳定地执政。光荣后，下院在英国经济生活中的地位明显上升，成为权力斗争的中心。下院的多数票，是沃尔浦尔所仰赖的，须争取和赢得“乡村绅士”的支持，而后者的拥戴，绝不是理所当然的。自1714年以后，两党成分有所变化，那些入主或者企盼入主中央政府的政客，往往被称为“辉格党人”。而那些自愿留在地方政府、不时地批评中央政府的政客，则被目作“托利党人”，约翰生称之为“乡村绅士”中的反对派。这些托利分子孤立不群，对政府的任何政策都抱以怀疑目光。首相大人对“乡村绅士”的好恶和情兴，均能感同身受。他常以诺福克郡的乡绅自居，比起刚兴起的伦敦时尚，更醉心于乡村的狩猎和宴饮（席间黄段子，是他的拿手戏）。在议会，沃尔浦尔绝不操伦敦腔，而是乡音依旧，无所顾忌；演讲中穿插农事谚语，遭到对手批评时，从兜里掏出家乡产的苹果，吭哧吭哧大嚼起来。在下院获得的尊重，是这位首相最大的资产。当然，他还娶了个商人的女儿，伦敦的商业阶层，他也十分熟稔亲切。在金融时代，这样的人脉关系是不可或缺的。
他最为人诟病的是“”。沃尔浦尔在操控方面，自有一套法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人人都有一个标价”，言外之意，任何议员都可以收买。许多议员追随左右，就是为了得到一官半职。沃尔浦尔巧妙地利用这层利害关系，通过权力和利益的分配，在议会内部扶植党羽。他任首相时，卖官鬻爵，极为猖獗。下院中的禄虫总数，一路走高，从安妮女王时期的120人，上升至乔治二世时的180人左右。相较于此前，沃尔浦尔在下院拥有更坚实、更可靠的宫廷支持者，他的政府也更强势。难怪，约翰生感叹诺斯内阁羸弱不堪。
那是一个官僚机构不断扩张的时代，任人唯贤的原则尚未确立，而且考虑到此一时期的党派混乱，恩庇制似乎是不可避免的。约翰生有时也承认这一做法的合理性，“假如我是首相江南体育官方网站，如果有人摇动一根指头反对我，就应当把他撵出去。因为政府高兴给谁好处不给谁好处，那是政府的权力之内的事情，当然应当把好处给予政府的支持者……罗伯特·沃尔浦尔爵士做的，正是我要做的事情”。（1243页）这不等于说，首相无可厚非。他酷爱完全由可信赖的朋友组成的小内阁，忽视了积极的制度建设；此外，苏格兰政府的权力和庇护网，他无情地加以操控，却没有全面地权衡这个北方王国的事务，1745—1746年“詹姆斯党人”叛乱，或许是一个必然的后果。
约翰生屡屡赞美财富和奢侈，斯密在《国富论》中也感叹当时社会的繁荣，这些或多或少得益于沃尔浦尔的经济政策。制成品出口一定会促进经济增长、国家繁荣和民众就业，这位首相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很幸运，恰逢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之后，英国贸易强劲复苏，且粮食大丰收，谷物价格走低。1720年代，沃尔浦尔还发起了一系列鼓励贸易和增加关税收入的新政。他取消了一百多种商品的出口关税，大大刺激了制造业；发放各种奖金、补助，鼓励特定商品的出口（如丝绸、糖和烈酒等），保护某些国内工业（亚麻、纸张和丝绸），使其免受外国竞争。他还取消了包括谷物在内的农业出口关税。此外，为了改革陈旧混乱的海关举措，有力打击走私，他颁布了一套简化的进口关税制度。最后，他甚至建立了一套保税仓库制度，对茶叶、巧克力、咖啡和可可等关键进口商品征税。
约翰生给“国内货物税（或消费税）”下的定义，值得玩味：“对商品抽的一种可恨的税，不是由财产的共同仲裁人调节，而是由抽税人雇佣的坏蛋来调节。”（244页）他为何这般不满？1722—1726年，1730年，1734—1739年间，沃尔浦尔将土地税降至每英镑两先令，1731—1732年，竟低到一先令，这是为了讨好乡绅。作为弥补措施，沃尔浦尔增加了间接税的比例，这意味着要大幅度向穷人征税，比如那些依靠麦芽、盐、肥皂、糖等过日子的普通消费者。为了征收“消费税”，税务官员四处走访调查，因而成了民众眼中的“坏蛋”。当然，还要看到，消费税的收益从1706—1710年的每年800万英镑，增长到1731—1735年的1400万英镑，约占政府总收入的一半，相较之下，1731—1740年的土地税，却占了不到五分之一。
我们不必把首相看作是早期的自由贸易主义者。在18世纪，英国经济究竟该何去何从，时人争论不休：是建立一套自给自足的国家经济体制？抑或凭借航海和技术来大力发展贸易、扩张帝国？约翰生心仪的“乡村”反对派更认可前一条道路，而伦敦和布里斯托尔的一些独立商人则主张自由贸易，大力拓展殖民地市场。为了迫使政府同西班牙开战，他们攻击沃尔浦尔是“贸易的敌人”。首相本人曾言，“历史书不可能道出”。
约翰生的主张，前后有变化。青年约翰生深受博林布鲁克的宪政观念和“爱国者”宣传的影响，并卷入到当时反对首相的中。如果说沃尔浦尔代表“宫廷辉格派”，普尔特尼和博林布鲁克则领导了当时的“异议辉格派”。为了对抗首相滥用王权、操控议会等行为，两位领袖希望联合两党中的乡村反对派，组成一支强大的新力量。博林布鲁克大力抨击和裙带关系，似乎正是这些削弱了议会的自由和独立；他要恢复光荣所确立的议会专有的宪政职能。乡村反对派试图通过地方法案，缩短议会（以“三年期法”，甚至“一年期法”，来替代当时实施的“七年期法”）等措施来根除，同时主张解散或大幅削减常备军。他们坚信，最小的政府也是最好的政府，推崇自足自给的经济模式，反对无节制的殖民扩张。约翰生在1750年过几篇同农业、民兵法案和对外殖民政策相关的文章，其主要观点同上述主张十分契合。不过，乡村派的经济方案略嫌保守，如果算不上是实用的话；谴责金融资本家，更表明他们对传统英格兰的之情。
各色反对派最终汇成了一个所谓的“宽底”（Broad-bottomed）的爱国者联盟，其中既有辉格党人，也有托利分子，甚至还有詹姆斯党人，领头人物是切斯特菲尔德伯爵（约翰生那封著名的“文人独立宣言”书信，就是写给此君的）等。不满沃尔浦尔政府将反对派排挤出局，他们以“爱国”为旗帜，一心要弥合各派系间的分歧。1730年代，斯威夫特、蒲柏等文人都加入其中，和当时的威尔士王子纠合一处，跟乔治二世势不两立。
1737年，约翰生初到伦敦，曾跟“爱国者”派往来。他写于同一时期的文字，同该派的论调息息相关。比如蒲柏在诗歌《一七三八》中借用贺拉斯来嘲讽当时的，而约翰生在《伦敦》（1739）一诗中则以朱文纳尔为代言人表达自己的愤怒，叹惋有德之士的见弃蒙羞江南体育官方网站。约翰生早期文字中充满敌视西班牙和法国的情绪，如《布莱克传》，意在激怒英国读者，让他们对西班牙同仇敌忾。约翰生早年对战争的认识不够成熟，跟随狂热的民众一起迫使沃尔浦尔极不情愿地加入了英西战争。
现代学者常谈论某些“院外”因素（如报刊及其煽动的民众情绪）之于政策的影响。英西冲突的确释放出沃尔浦尔本人无法控制的和愤怒，但这并不是民众或者媒体直接作用的结果，而是多种因素合力而引发的。比如，1730年代，反对内阁的势力日益壮大；几个欧洲列强耀武扬威，挑衅生事。外交政策的失控，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当汉诺威王室试图利用英国的力量为其在欧洲的利益服务时，沃尔浦尔与乔治二世的矛盾便凸现出来；此时，英国在欧洲没有一个可靠盟友。还要看到，自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结束以来，新一代英国人已经成长起来。首相大人的和平，他们颇为厌倦，而西班牙政府多年来阻挠英国在《乌得勒支条约》中赢得的奴隶贸易经营权，他们恨之入骨。伦敦的金融利益集团（皮特算是一个代表人物），为了开拓更广阔的商品市场和原材料供应地，执意要求政府采取强硬手段。英国和西班牙政府举行了一系列谈判，双方都不想以战争来解决问题，在谈判桌上也都做出了较大让步。沃尔浦尔原以为，这样能缓和国内的不满情绪，但以皮特为首的辉格反对派，以“爱国”为口号在议会内部煽风点火江南体育官方网站。
这些复杂的因素，约翰生当时无法梳理（“爱国主义是一个无赖的最后避难所”，这是美洲独立时期他发的又一高论）。约翰生走向成熟，或许和1741—1744年的经历相关。在此期间，约翰生参与编辑了《利利普特国的辩论》，简称《议会辩论》，主要是撰写议会讲演词和报道议会辩论情况。在17世纪，议会议事程序的保密性，为议员提供了一些对抗国王的保护；简略的议会报告被批准后，才可以见诸报端。自从安妮女王登基后，《大不列颠状况》和《历史记录》等刊物承担报道议会辩论的任务。它们极其谨慎地刊登议会报告，一般都持偏袒政府的立场。随着教育水平提高，公众不再满足于简报，而要求更多地了解政府的决议和辩论。过去几十年，报纸的数量激增，出版商凯夫较早意识到，要把读报“当成一门生意”。1730年代初开始，凯夫的《绅士杂志》和同其观点相左的《伦敦杂志》开始对议会辩论进行报导。作为回应，议会重申有关出版方面的禁令，并于1738年明确规定，报刊不得在两届会议之间发表议会辩论，否则追究法律责任。
凯夫并没有被这一严厉的决议吓倒，毕竟商业的潜力十分诱人。宁可说，这一规定改变了报道议会辩论的手法。凯夫及其刚刚“招聘”的约翰生应对有策，他们干脆把报道伪装成某个俱乐部的辩论。改换姓名是高妙的一招，比如首相的大名SirRobertWalpole，约翰生将字母颠三倒四，改为SirRetrobWalelop，读者一望而知。约翰生本人并没有实际旁听过议会辩论，而是根据凯夫交给他的发言者清单和笔记来整理演讲稿，或者干脆从报刊转载、加工而成，这是当时通行的做法。这些辩论和讲演涉及17和18世纪重大的主题：自由、民权、战争、法律、政府和常备军队等。英西战争，首相垮台，都发生在这一时期，公众对《绅士杂志》该栏目的兴趣极为浓厚，继续经办它，哪怕有风险，也是值得的。1741年，《绅士杂志》不少于39%的版面，都用于报道议会辩论。
通过《议会辩论》写作，约翰生对的了解越来越多，能够更全面地观察历史，中立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似乎也符合凯夫的编辑原则。“爱国者”于1741年2月在上院提出动议，要求国王永远罢黜沃尔浦尔。他们没有得到某些托利党人的支持，后者认为，这样做有失公正、卑鄙下流。事后，辉格党人讥笑托利分子首鼠两端。1743年4月，约翰生主笔的《议会辩论》，声情并茂地报道了这场“指控”。其中有一段沃尔浦尔自辩的文字江南体育官方网站约翰生眼里的沃尔浦尔，有理有据，言简意赅，不见任何贬损之意。在约翰生看来，这些辉格“爱国者”对首相的攻讦和指控，只不过是为了肃清政敌，缺乏必要的法律证据，而他至少有责任保护这位“被告的程序权利”。沃尔浦尔下野，“爱国者”派上台，争名夺利，尔虞我诈，龌龊行径和做法较前首相有过之而无不及。诚如格林在《约翰生的观念》中指出的，想必，就在此时此刻，约翰生已经若有所悟了。